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在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法学专家、法律执业者相较普通百姓确实有更多的机会和便利条件去接触、了解立法审议的法律草案内容。问卷采取五选一的选择性答案，一般分为好、较好、中间、较差、差五个等级，赋值分别为90，80，70，60，50。

[18] 参见丁祖年、吴恩玉：《立法公开的规范化与实效化探讨》，《法治研究》2013年第3期。面向未来，应该通过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改进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规范地方立法的程序、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等途径不断优化立法工作。[7]更有甚者，个别评估结果虚假、缺乏公信力，更是招致了舆论层面的质疑和批判。[21] 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和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予以破解。

综合两项四级指标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立法专家参与的总评得分是76.2。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实践中鲜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真正因为超越法定权限或者与上位法相抵触等原因而被撤销，往往都是通过非公开的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教条，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就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名词概念虽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完全将其作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因此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策略和政策，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

这几种发展模式都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终结模式。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就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

正是基于政治进程所展现出历史天命意义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观点，中国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西方人仰慕的对象，中国的繁荣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如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

如果说近代以来一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怎么学习和消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习近平时代所建构的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无疑要把这种学习和借鉴转化为传统文明的再生，从而缔造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不仅来源于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更是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

从此，无论是维也纳会议还是巴黎和会，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都是这种主体性哲学的产物。比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从而让党规和国法形成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文革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孕育了对未来美好想象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孕育了西方理论中的社会进步发展观。

整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写法上就是将哲学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倡议是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

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

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为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和互联网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无论是列宁构想的苏维埃加电气化，还是毛泽东构想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理想一旦落到现实生活中就丧失了原来的色彩。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迫使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不仅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一开始就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那些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到处自由流动的资产阶层或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是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代表在本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尤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苦大众。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

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是强国支配。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模式对英美模式的挑战也宣告失败。对中国人而言，这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选择，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

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则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由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在西方哲学中，这两种人格就在哲学上构成了奴隶人格和主人人格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解读为世俗版的先知预言。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的定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严肃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中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目前，媒体刊发各种专家解读，反复聚焦报告中提出的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其目的是让这些概念、观点、思路和措施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动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时代的战略任务和宏伟蓝图。

故此，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品格来源于马列主义的哲学自觉，主体哲学中斗争精神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